1815年，当反法联军第二次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巴黎之际，欧洲的保守主义者终于松了一口气。至少当时来看，1789年发生的那场声势浩大的革命终于以拿破仑帝国的军事失败告终。一年前，在维也纳，奥地利外相梅特涅春风得意，由他主导下建立的神圣同盟体系控制了中欧和西欧广袤的土地以及那里的人民，军事的暂时胜利使得这个体系可以使用锋利的刺刀镇压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革命和文化活动。伴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硝烟散去，革命的阴霾及其带来的恐怖在当时的欧洲似乎成为了过去的记忆，几乎每一个保守主义者都憧憬着未来的时代。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然而，拿破仑战争的硝烟虽然散去，启蒙运动的思想却伴随着战争的风暴横扫了从巴黎到莫斯科的每一寸土地。在当时欧洲三大绝对君主制强国所构建的神圣同盟统治框架下，欧洲社会的矛盾在革命的挫折和专制主义的血腥镇压中非但没有得到任何缓和，反而不断积累直到跨越爆发的临界点。强大的自由主义并不准备向神圣同盟的血腥刺刀低下它的头颅。纵使拿破仑远离了欧洲，革命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时刻游荡，从1820—1823年的西班牙革命，希腊独立战争到1830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无一不在诉说着依赖刺刀与秘密警察控制下的欧洲绝非梅特涅构想的那般风平浪静。

在波兰，由于1795年俄普奥三国对这里的瓜分，民族主义的种子在当地人民心中早已生根发芽。因而这里对神圣同盟的反抗也是最激烈的，1830年席卷欧洲的革命引爆了1831年的波兰起义，尽管这场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对于波兰而言，屈从只是暂时的，革命和反抗的号角才是这里的主旋律。在意大利，奥地利的专制统治为意大利人留下了德意志人的残暴形象，但这也促使着那些‘职业’革命者的出现。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对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革命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在1830年革命浪潮中，波兰、意大利的革命者都渴望已经革命的法国可以为他们提供军事支持，但法国的背信弃义使得革命蒙上了一层失败的阴影面纱。马志尼与这些人不一样，他不但反对法国的霸权，还对任何对外国政府抱有期望的想法嗤之以鼻。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巨大的影响使其出现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立刻引起当地的统治者焦躁不安，梅特涅曾评价马志尼为欧洲最危险的敌人。在他的组织号召下，1832年初创立的青年意大利党取代了烧炭党，该党成为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宗教源泉。而这种组织形式风靡欧洲，“青年爱尔兰”、“青年波兰”等组织在欧洲遍地开花。除此以外，他还鼓动了大量革命者怀揣着浪漫主义投身革命。这里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出身在高贵的家庭，例如职业革命加里波利，俄国哲学家赫尔岑，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他们坚定的相信革命以后的社会是多么的美好，为此他们冒着巨大风险和专制政府斗争。即便是在欧洲最为反动的专制主义堡垒——沙皇俄国，这里也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1825年由贵族青年军官发动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最终被残酷镇压，但它为一潭死水的俄国掀起了一丝改革的涟漪。而奥地利复杂的民族环境和激进的革命思潮迫使梅特涅在确保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地位的前提下采取对进步势力不断让步的方式来维持奥地利的统治。客观来说，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僚体系在梅特涅的领导下廉洁而高效，同时在梅特涅看来统治者需要尊重最基本的统治制度，法律的执行不能受到影响，为此梅特涅治下的奥地利君主制并非是路易十四那般随心所欲，而是更加遵循法治。

但是，神圣同盟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让步是有限的，而面对革命神圣同盟更多的是强硬态度和血腥镇压。尽管鼓吹法治，但在梅特涅主政奥地利期间，他对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立宪运动更多的是采取强硬的镇压态度。秘密警察的横行为梅特涅的统治构建了一道他认为坚固的屏障。对于此起彼伏的民族革命，奥军四处镇压，这些战争开销对奥地利的财政形成了一项巨大负担，军队支出达到奥地利财政收入的40%，还为奥地利增加了30%的债务，但是对奥地利而言，这只能勉强维持它在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等地的统治，除此以外，奥地利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俄国的情况更为糟糕，和梅特涅一样，沙皇政府也将维系专制统治视为自己的义务，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惧怕革命思想从外部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四处镇压欧洲革命使得俄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宪兵。在内政上，沙皇建立了臭名昭著的“第三厅”，特务遍布俄国的角落，普通人只要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稍有不慎就会面临可怕的刑法。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种压迫下要不被迫流亡西欧，要不就是被发配去遥远的西伯利亚或者是被送入精神病院。除此以外，俄国社会还有数量庞大且处境悲惨的农奴，这使得沙皇的高压统治需要针对的不只是那些被启蒙思想熏陶过的贵族知识分子。普加乔夫起义才过去了半个世纪，革命在俄国统治阶级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而社会上各种思想和俄国农奴的悲惨现状一旦结合就极有可能引发一场震动俄国社会的剧烈地震，这使得俄国人有理由比自己的欧洲同僚们更拼命的维持反动统治秩序。

除了血腥镇压和高压政治外，神圣同盟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政策就是文化专制政策，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卡尔斯巴德法令”。这个由梅特涅一手炮制的法令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大学法”、“新闻法”、“组织设置”以及“临时执行权的规定”。其中“大学法”和“新闻法”是决议的实质，意在镇压一切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运动。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就对这则惧怕人民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法令做出了如下的锐评：

“旧的书报检查法令，即在检查令中引用的第2条，不仅不准坦率地讨论普鲁士的事务，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中国的事务。检查令这样解释：“凡对任何国家中存在的图谋推翻国家制度的政党作赞许的叙述的一切企图，均属于这一范围”，即属于破坏普鲁士邦和其他各邦的安全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允许对中国或土耳其的国内事务进行坦率的讨论吗？既然如此遥远的情况都威胁着德意志联邦的脆弱的安全，那么每一句对内部事务表示不满的话又怎能不威胁它的安全呢？”

如果说这些文化专制仅仅只是对革命思想传播的打击，那么贵族统治对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排斥所造成的影响是更为巨大的。《卡尔斯巴德法令》对那些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打击了他们参政议政的表达欲望和雄心壮志，那在绝对君主制的统治下他们在现行政治制度上也无法找到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发表自己的利益观点。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对国家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官员被另外的人把持，很少有人能够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自启蒙运动以来在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普及之下，公民社会在欧洲就如同一股潮流势不可挡，大量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想要排斥大多数人的政治生活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政治秩序排斥他们参与决策，但人们总需要一个地方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伴随着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歌剧院和咖啡馆的沙龙就成为了他们的好去处。另一个代表就是1830革命中建立的七月王朝，1830年的大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1789年（以及1792年）的全民参与性，在数天的动乱当中，国家就完成改朝换代，从一个王族变成了另外一个王族统治，它从未想过要倾听全国的意见，也没有任何全民公决的手续确认它，真正统治法国的金融资产阶级十分痛恨波旁王朝的血缘统治，但他们更为惧怕的是再来一次1792年式的全民革命把自己席卷进去。因而这样的一个王朝在普选权上仅仅是微弱的扩大了选举范围，连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都被排斥在外，人们对巴黎发生的一切都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1830发生的政权更替更像是一个“巴黎强加给法国的政权”。共和主义者和波拿巴主义者都对这种社会现状表达了不满，因而七月王朝只能把统治的基础寄托在经济的发展上，希望借助工业革命的展开缓解社会矛盾，而这就迫使他们的外交政对列强策趋向温和，但是这并不能长久保持，拥护共和制的民众起义使得七月王朝不得不用血腥手段镇压，从而走向反动专制的时代，这使得七月王朝最终拥抱了维也纳体系。

但上述政治权利被排挤造成的影响仅仅只是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群体中，这并不能解释民众对保守主义秩序的抗拒是从何而来。实际上，1848年的欧洲处在一种现代化转型下的危机之下，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展开依旧是局限在法国、低地国家等少数地区，中东欧地区的工业革命还要等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才能轰轰烈烈的展开。即便已经展开工业革命的这些地方，工业发展的红利还要等到1850年以后才能体现出来，但工业对传统手工业已经是巨大的冲击，它所造成的失业人口已经成为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另外，土地兼并导致的失地农民的急速增多和农作物病害的蔓延导致农业迅速萧条，而人口激增的压力使得农业需求急速扩大，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比比皆是，1848年普鲁士地区的无地农民转化为工人的速度最高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总人口增长的两倍还多。而这就为欧洲带去了普遍的粮食危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1789年的革命就是粮食危机引爆的。更何况那些从手工业、农业破产流入工业的无产阶级生活质量也是及其低下的，尽管相比农民他们还能有质量更好的生活，但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而周期性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潮和粮食危机带来的粮价飙涨是他们接受不了的。另外，超长时间的繁重劳动使得他们的健康状态普遍堪忧，贫民窟那糟糕的卫生环境使得这里是十九世纪欧洲传染病热衷流行的地方，即便是伦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也不例外。恩格斯在《英国无产阶级现状调查》里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居住状况就这样描述道：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

如果上述这些还能忍受，那对社会来说，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福利制度的缺失。现代福利制度还要等到19世纪70年代在德国才能通过，而在这之前能救济到无产阶级只有教会和某些私人慈善机构，这些机构微薄的力量在普遍的饥荒贫困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生存的残酷逼迫工人群体必须通过自救才能摆脱这种悲惨命运，这就使得工人阶级自发的斗争在欧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同时工业的发展在把社会的所有旧阶级打碎后重新卷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也将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也伴随着工业的发展更加尖锐。结果就是在19世纪40年代工人运动达到了卢德运动以后的新高潮，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民众的怨气向着统治秩序发泄，经济上的绝望往往在社会秩序的精妙外表下酝酿着威胁，一旦聚集的能量到达极限，旧的政治体制将难以应对。

总之，1848年的欧洲已经站在整个社会矛盾爆发的边缘之上，1815年梅特涅构建的这套秩序是那样凯歌高奏，如今却已经是摇摇欲坠。刺刀能够镇压1830年的革命浪潮，但面对力量更为强大的革命力量时，1848年的刺刀已经难以将神圣同盟维系下去了。此外，反抗保守主义的已经不再是少数革命者，还有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和大批知识分子，甚至说那些对革命恐怖和破坏感到抗拒的人也和革命者在某些目标上达成了一致。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和粮食危机使得保守秩序更加摇摇欲坠，民众运动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自由派察觉了这个绝好的机会，他们在和保守主义秩序的长久对抗的环境中早已经准备好了革命。而保守主义中的有识之士也察觉到了平静的海面下蕴含的惊涛骇浪。托克维尔在议会就试图要求政府改革以求缓解矛盾，但是这些最后的努力都被无视了，嘲讽他的人不会意识到，那时候欧洲大陆将急速滑向一场划时代的伟大革命，而这将成为1792年大革命的最后余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摧毁欧洲的封建秩序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