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发布了《和杨永信战斗的人们》以来，我们不断接到网戒中心家长们的来电。她们饱含愤怒，大部分人拒绝沟通。我们从大量来电里找出了几位愿意沟通的家长，又专程拜访了一位上海的母亲。通过筛选出有价值的、从未向外界公开过的信息，我们试图通过这篇文章，还原出这些父母的形象。

(相关资料图)

编者按：昨天，我们采访了周齐，他在15年前被父母送进临沂四院，如今决定起诉杨永信。采访过程中，他提到了家委会，一个由家长组成的团体，家委会在网上攻击揭发杨永信的人，还会奔赴全国各地把逃跑的人抓回网戒中心。

2017年，在发出《和杨永信战斗的人们》等文章后，触乐收到了无数家长的电话。这些家长把孩子送去网戒中心，并且发自内心地认为孩子被杨永信“治好”了。

很多时候，当我们叙述杨永信、网戒中心和被送进去的人们时，“家长”的形象往往是单薄的，他们看上去好像都是愚昧又无知，粗俗又凶残，是杨永信的帮凶，害了孩子也害了自己。

家长都是这样的吗？当年，以电话联系为契机，我们回访了几位愿意进行基本沟通的家长。出于某些原因，这篇采访文章没能在预定的时间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地方，详细原因我们写在了今天的触乐夜话当中。请注意，这篇文章在6年前已经写好，文章语境中的“现在”“当下”大多指的是2017年3月底的时间点。

如今，在听过周齐的讲述之后，我们选择将它发布出来。

那天是小唐的好日子。一个月前，他砸坏了家里的电视机，不知为什么，父亲竟然说要给他买台新电脑。那天是2014年11月9号，一个适合外出的星期天。小唐以为父亲要带他去电脑城，但最后他被带到了临沂网戒中心。

小唐在网戒中心接受了20个月的治疗，直到2016年7月，他被批准出院。在小唐住院的那段时间里，临沂网戒中心和杨永信再度受到媒体关注，然后热潮又再度沉寂下去。又过了几个月，他的父亲唐学礼先生拨通了我们的电话。他想要投诉《和杨永信战斗的人们》。

2017年3月20日，触乐发表了《和杨永信战斗的人们》。从第二天开始，无数愤怒的家长打来电话。这些电话大部分来自于山东，女性居多。电话通常以“我是一个临沂网戒中心的孩子家长”开头，然后是一段愤怒的批评，最后以“你们立即删除文章”结束。很多人会在机械地重复一段说辞（包括“让你们以后断子绝孙，让我看看你们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后挂掉电话，但仍然有极少数家长并不拒绝基本沟通。

长久以来，几乎没有媒体能接触到临沂网戒中心的孩子家长，他们和外界几乎隔离。大多数媒体的采访往往在网戒中心内，在其他家长的注视和“大爱流淌”的氛围下进行。借助这个机会，我们挑出了为数不多的家长，以触乐“某位领导”的身份进行回访。在文章原本预定发表的前一天（2017年3月底），我们还赴外地拜访了一位曾将孩子送入网戒中心的家长。这几位家长的回忆与自述，以及从大量家长来电中筛选出的有价值的、从未向外界公开过的信息，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需要申明的是，为了保护受访者，我们把所有素材进行了打乱和模糊处理，你们不会从文章中发现他们是谁。实际上，你们可以将他们看成是3类家长群体的代表人物。

“我们的孩子也是有心理问题的，也是上网成瘾，打爹骂娘，就是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摘自3月27日的电话录音

3年前，14岁的小唐念初一。五年级时，他的父母离婚了，小唐这两年一直和父亲唐学礼住在一起。唐学礼某天下班回家，一开门就听到“非常刺耳的声音”。他走进孩子房间，小唐正在看直播（或是动画片，采访过程中，唐学礼始终没能分清楚这两者的区别）。唐学礼感觉自己“仿佛听到了一阵哀乐”，他指责小唐：“你听的这东西跟死人听的一样。”

唐学礼说小唐在之后“变成了一个恶魔”。小唐开始疯狂地砸东西，先砸桌子，再砸板凳，然后砸了放在客厅里的电视机。唐学礼拦不住他，只好躲进自己房间。之后他试图同孩子和解，却没有效果。当天半夜，正在睡觉的唐学礼被一声巨响惊醒，小唐拿板凳把他的房门给砸了。

唐学礼承认，“孩子走到这个情况，肯定跟离婚、跟他妈妈走，有很大的关系”。有一次他下班回家，发现小唐正躲在屋子里哭，小唐告诉爸爸：“在学校里，同学都看不起我，因为我没有妈妈。”唐学礼对我说，临沂网戒中心里因父母离婚和再婚导致的问题儿童比例不少。

唐学礼不愿告诉我离婚的原因，他觉得“太复杂了，说不清楚”。他承认自己管不了儿子。在唐学礼的描述里，小唐每天都要玩电脑到12点。他劝儿子睡觉，“儿子一听就发火，一发火就砸东西”，最后砸了电视机。

唐学礼最终决定将儿子送往临沂网戒中心。他是临沂本地人，有个亲戚在网戒中心里工作，他“从中心成立就知道那里”。唐学礼知道小唐肯定不愿意，所以骗他说去买电脑。在网戒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的孩子“去了以后就出不来了”。

唐学礼说，网戒中心当时有100多个孩子。除了“玩游戏成瘾”的，还有打架斗殴的，有不上学的。像小唐这样因为“看动画片进去的”比例也不少。最严重的孩子是因为“贩毒和卖淫导致入院”。我问唐学礼：“贩毒和卖淫的为什么归网戒中心管？”他支支吾吾，觉得“除了杀人放火，这里面什么孩子都有，本来就是问题儿童扎堆的地方”。

由于“上网”“打爹骂娘”“砸电视机”等原因，许多家长在感觉自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通过“朋友介绍”或是“媒体传播”，将孩子送入了类似临沂网戒中心的机构（图/小罗）

小康比小唐大一岁，来自山东滨州，他的母亲赵友爱提到儿子用到的第一个词是“打爹骂娘”。

这个词出现在家长口中的频率很高，几乎所有家长在向我描述孩子的状态时都会使用，与之相匹配的还有“拒绝沟通”和“无法交流”。一个孩子告诉我，这些词都是点评师在点评课上教给家长的，家长们喜欢用这些不精确的形容词给自己的孩子下一个总结性定义。

小康从小学起开始玩游戏，那时候“还能控制”。问题出现在初一，小康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自从玩上了这款被赵友爱认为是由林熊猫开发的游戏以后，小康就再也“不受控制”了。

小康先是逃课，继而不想上学。到了高一，基本就在打游戏中度日。“你说他这么小，不上学能行吗？我们想管他，他网瘾那么大，能不和你急吗？”急了的小康开始和父母动手，最终在一次冲突中，小康打了母亲。

赵友爱说，他们夫妻后来被儿子打到“不能在家里住”。小康爸爸住到了单位里，赵友爱去了朋友家。“你说在家吧，看孩子那个样，我们睡不着，让他去网吧也不放心。”赵友爱夫妇给儿子在家里装上了电脑，想着既然拦不住他玩游戏，至少让他在家玩，否则“他在外面还要和人打架”。

赵友爱觉得他们夫妻俩都挺关心小康的，但“孩子脾气比较急，我也比较急，然后就经常吵架”。她觉得自己从不宠溺小孩，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变成这样了”。她承认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在家里，咱父母就是这样教育咱的，咱不知不觉就把父母那一套又学来了……”

她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教育方式是打骂，他们夫妻之间也用吵架作为沟通方式，自然而然就用打骂对待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似乎是有效的。只是当孩子长大到“能打得过他们”时，这种教育方式失效了，她感到很痛苦。“你想想，俺那时候都没法活了，俺都活不下去了啊。”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夫妇“死的心都有”。

赵友爱不停向我重复当时的感觉：“根本没法管啊，管不了。”她觉得孩子走偏了。不过每次，当我试图询问小康“走偏”的具体细节时，她都会下意识地回避。“现在也不是追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别说了，知道吗？别问这些了。”

亲戚朋友们知道了情况，开始帮他们想办法。最后，一个有过相同经历，而且已经“成功治愈孩子”的家长给赵友爱指了一条路——临沂网戒中心。

赵友爱突然不愿意说下去了。一提到网戒中心，她的情绪就非常激动，夹杂着大段方言的语句冒了出来：“现在也不是追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就是说，那个微博什么时候删除？”

为了验证“戒网瘾”的可靠性。赵友爱和丈夫考察了很多地方：“济南有一家，北京有一家也看了，反正好几个地方，我都看了。”他们考察了一周时间，最后还是选中了临沂，因为只有这个地方“家长可以陪着”，而且“是公立医院，可以报销”。

大部分家长对“24小时陪同”表现出认可，赵友爱觉得这是这个网戒中心最主要的优点。“有些网戒中心里面说是有老师，其实都是教官。”她听别人说，“娃在里面，要是不听话，他（教官）就会打你。”她觉得小康性格太冲动，在里面肯定会受苦。“你看他在学校的时候都跟老师打架呢，（到了网戒中心）肯定不服从管理。”

“我觉得家长陪护是有好处的，双方可以平心静气地相处和交流。”2008年曾在网戒中心“接受治疗”的王涛这样说。但相处也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猜疑。在临沂网戒中心，送进来的孩子们被称为“盟友”。杨永信和家长掌握着是否让盟友们出院的权力，在这个前提下，孩子和家长之间天然无法平等，“交流”也就无从谈起。王涛觉得网戒中心里的孩子实际上像犯人一样，“顺从、奉承、讨好教官，期望‘提前出狱’”。

孩子要表现出“我确实改变好了，快带我出去”的样子，却不能说出来，否则就是“忽悠家长”，会受到惩罚。“家长要猜测孩子是不是真的改变好了。”王涛说。他认为，这让本应最亲近的家人之间没了信任。

许多家长以为，只要和孩子24小时在一起，就能保证他们不受到任何伤害，但盟友告诉我们，他们只是受伤以后不敢说，因为说了会受到更多惩罚（图/小罗）

“在网戒中心，最大的权威是杨永信，家长和孩子需要分别向杨永信证明自己的改变和忠诚。”心理学从业者、一线教师夏红堂告诉我，“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家长和孩子的思维都变得狭窄，他们似乎只看到了一条路，那就是“做杨叔说对的事”，而失去了个人判断。

在这种氛围下，家长成了这一体系最坚定的支持者。网戒中心鼓励汇报，王涛曾经看到过一个孩子偷偷对妈妈说：“我受不了，你们带我出去，我回家听话。”结果，他妈就去找杨永信，回来就把那个孩子拉去电了。“我偷偷地告诉你的事，你去给杨永信说了。”王涛说，“杨永信反过来就拉走他们，你觉得孩子以后还能信任家长吗？”

几乎所有家长都会向我讲述他们是如何放下工作陪护孩子的，这被家长们认为是一种付出，一种牺牲，一种决心和信念的表达。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逐渐“改善”，并为之欣慰。但几乎每个被采访的孩子对那里最深刻的回忆，都是父母看着自己被惩罚后无动于衷的表情。很多家长因为担心孩子被伤害而进行陪护，可他们不清楚的是，让孩子最受伤的却是自己。

2015年10月的某一天，赵友爱夫妇谎称带小康出去旅游，在某一个周末，将小康骗进了网戒中心。他们在那里住到了第二年9月份。

带着孩子离开网戒中心7年的庄文明对网戒中心有不同的感受。2010年，家在上海的庄文明亲自送孩子入院。她带了几床被褥，告诉孩子是去走亲戚。她老公开了一夜车，第二天早上，孩子在后座上醒来，发现自己到了临沂。

庄文明不愿多谈把孩子送进去的原因，因为“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几个月后，或者说“还不够一个疗程”，庄文明就选择带着孩子离开。

“杨永信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很有能力。”在一家销售磁疗床垫的连锁店里，年近60的庄文明对我说：“那里的氛围就是杨叔是老大，他刻意打造了那么一个环境，他是绝对的权威，家长要是行的话，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她认为杨永信利用家长的无知体现自己在“戒网瘾”方面的权威性，“你（家长）跑到这里来就是一个失败者，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网戒中心为很多家长提供了“解决家庭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简单、直接，而且对他们来说“有效”。包括点评课在内的程序设计强化了家长们对“杨叔”和“心理学医生”的崇拜。“你得依靠我啊，你到我这里来，我是专家。你看我这么多案例，这本书、那本书……是吧，所以你就老实听话，你就全都交给我就行了。”

赵友爱没想过这些，她觉得：“哎呀，对我来说，杨叔就是个活菩萨啊……就是大恩人啊……”

网戒中心的教育甚至改变了赵友爱夫妇的性格。返回老家后，亲戚朋友发现，他们夫妻俩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平时脾气急啊，你知道吧，看到孩子不对，我就乱发脾气，我们夫妻两个也打架。”但是现在“全家都不再吵架了”。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有点羞涩：“为了孩子（去了网戒中心），我们全家的收益太大了。”

20个月的住院治疗对唐学礼的改变同样明显。他觉得自己学到了教育孩子的新方式，“不能急，哪怕他做错了，也不要发火”。他认为自己孩子现在不砸东西，跟同学相处也很愉快。家里听不到“哀乐”，唐学礼感到很满意。

唐学礼现在利用“磕操”让孩子发现自己的错误。“这个磕操，你可能在网上见过。网上有一个‘108拜’，就是那个动作。”

孩子们最终变成了父母和杨叔喜欢的样子，但没人问过孩子自己喜不喜欢这样，孩子只被告知：“这样是对的，你以前是错的。”（图/小罗）

我在网上搜索“108拜”，资料显示，这一仪式“源自老祖宗的跪拜大礼”，一共有11个步骤。从站立到举高双手，到合掌，然后跪下，全身匍匐在地，然后支撑身体，再起身。熟练的人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108拜，108拜的意思是，虔诚的佛教徒每天都会在家中拜108次。

唐学礼觉得磕操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静下来。“在中心我见过一天磕了3000个的。”但这种情况很少，大部分人一天1000个。孩子犯了错误，唐学礼不再打骂，而是“那你磕操去吧”。他对效果很满意，“孩子一下子就听话了”。

很多人认为在网戒中心改变的只有孩子，但除了孩子，被改变的还有家长。很多家长对这种“教育方法”接受起来甚至更积极、更顺从、更舒适。这是一套绝妙的东西，精髓是家长和孩子同时受到“教育”的点评课。网戒中心使用“电击”作为惩罚，恐吓孩子合作。对家长则更加简单，家长们对过去的生活充满恐惧，并无限期待孩子的“改变”，这成了他们积极参与点评课的动力来源。

对孩子进行积极鼓励及引导，已经是城市人群中成为通识的教育方法，但在网戒中心里，当杨永信一边告诉家长要“尊重”，一边通过非人道的手段惩罚孩子时，这些家长们才发现表扬会得到“如此明显的效果”。也许在此之前，这些孩子甚至无法得到基本的尊重。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据此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端之恶”，另一种是参与者的“平庸之恶”。

阿伦特把“平庸之恶”定义为“一个人由于缺乏思考或选择不思考而犯下的罪恶”，一个人越肤浅，越容易向罪恶妥协。由此，她觉得，思考是一种选择，而放弃思考，则是一种道德罪责。

“我想强调一点，家长们不是‘没有思考能力’，而是‘放弃思考’。因为思考之后会带来痛苦，可能还会带来自我谴责、懊恼、失望等等负面情绪，所以他们选择还是相信在这里是对的。”夏红堂说，“面对暴行和人身伤害，不作为本身已经是恶，更何况作为帮凶呢？”

“我怀疑这些家长身上有一个共性，他们从小的家庭环境或社区环境可能让他们习惯了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他们只要听从就可以了，乖乖的就不会有事，不乖的会被狼叼走。”夏红堂告诉我。

唐学礼和赵友爱都认为社会上的新闻报道“只报那些没改变好的孩子”，赵友爱觉得：”如果改变好了，怎么会说网戒中心不好呢？”这一想法提供了一种类似“公理”的东西：网戒中心永远正确，凡是不认同网戒中心的，就是没改变好的。在赵友爱眼里，“网戒中心很好”是个不需讨论的先决条件。

唐学礼同样是这套系统的拥护者和受益者。

网戒中心通过一套被唐学礼称为“中心模式”的东西把人培养成完美性格。“简单来说，中心模式就是一个接近完美的性格模型，然后（朝这个方向）塑造你的孩子。”

在网戒中心，“完美性格”并不是指“让性格有问题的孩子恢复健康”（虽然在很多家长看起来，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而是让所有孩子都朝着一个唯一的、优秀的、最接近“完美”的性格迈进。“唐学礼因此认为，网戒中心对社会意义重大。“有一个博士，清华大学的文学博士曾经说过，杨永信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这段来源不明的发言，唐学礼得出了“攻击网戒中心的都是境外势力”的结论，他觉得外国人可能看到了网戒中心利国利民的潜力，因此想要“扼杀”掉它。

每天上午8点到12点，网戒中心会给所有家长跟孩子一起讲课。“早晨起来，每天看那个《弟子规》《三字经》，然后唱歌。唐学礼最开始没什么感觉，后来只唱半个小时，他就会热泪盈眶。他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精神力量，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去生活，好好去努力，挣钱养家，“脑子里到处冒出这样的想法”。

“氛围是能改变人的。”王涛说。在他的印象里，网戒中心的点评课对孩子来说就是“打鸡血”，而对家长而言则是“杨是绝对的权威”。“如果你现在在大街上喊谁谁谁万岁，别人一定觉得你疯了，但是在那里说‘杨叔万岁’就像见面说‘你好’一样正常……家长也会这么喊，尤其是当大家跪在地上哭的时候，一直会有类似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套课程对唐学礼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他自己在网戒中心开始感到很“振奋”，但他的孩子却没有什么变化，唐学礼每天都看儿子写的日记。他觉得小唐“一肚子怨气”，就跟触乐之前发表过的文章里说的一样，“很消极，没有正能量”。这让他非常困惑，正常情况下，网戒中心的一个疗程为半年左右，可小唐在前14个月里不但不够“振奋”，而且冥顽不灵。在这种情况下，临沂网戒中心对小唐实施了独有的“治疗”手段——电击。

有一个孩子在网戒中心里待了4年。唐学礼觉得，“这孩子再有4年也不一定出院”，因为他觉得孩子家长也需要治疗。他对治疗的目的的理解十分朴素——为了家族。“如果父母性格不好，男家长可能影响两三代人，女家长可能影响八九代人。”唐学礼说，“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娶错一门妻，带坏八代根。”

他甚至觉得这种模式应该向全社会推广，因为糟糕的父母会导致“二三百年之内，你那个家族不会出现什么人才”。如果一家人“花10年到20年在里面住着，保证你（将来的）子孙都很正常，那这很划算”。

如果通过4到8年的“治疗”，可保2到8代人“平安”，那可真是“大好事”（图/小罗）

网戒中心曾希望庄文明能进入家委会，她觉得原因是看中了她的“大城市背景，以及就读于名牌大学的儿子”。她的孩子得知这个消息后，私下告诉她“不许当”。她自己也从来没想过成为家委会成员。

她觉得家委会就是杨叔的喉舌。“家委会就是一个，必须得贯彻他（杨永信）的思想和意志（的组织）嘛，是吧。选家委的时候就选认同（他）的冲在前面，然后他自己就可以进退自如。”

网戒中心试图通过家委会不断扩大生源。很多家长会把网戒中心介绍给朋友或“病友”。他们还会在内部分享成功经验。“你介绍谁来了？”“我介绍张三，他介绍李四，李四的妈妈是我同事，王五是我的弟弟、妹妹……”

有些家长会跑到孩子的学校里去宣传。他们找到老师，直接问：“你们学生里面有没有网瘾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地方。”老师要是说有，他们就陆续找到有问题的孩子父母，告诉他们“杨叔怎么好，网戒中心怎么好”。在点评课上，这被视为一种积极行为。当家长做了这样的发言后，会有人说：“我们为这个家长鼓掌。”然后所有家长们一起热烈鼓掌。不过，从没有人给庄文明鼓过掌。

尽管介绍其他盟友入院似乎不会给家长带来实际好处，但家长们仍然乐此不疲，因为介绍盟友入院会得到认同感。“你至少待在那顺气儿吧。”庄文明觉得这就相当于做三好学生，“只要你不迟到、不早退，尽管老师不会给你金钱上的奖励，也会对你关爱有加，给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网戒中心还有一套更高级的理论作为指导方针，“你们作为已经没有网瘾的孩子（家长），你就不想帮助其他人吗？你为什么不让有网瘾的孩子到我们这来，接受我们的帮助呢？”有些家长甚至在孩子离开网戒中心后仍然留在那里工作，因为“我的孩子变好了，还有那么多走偏的孩子，我也得帮这些孩子”。

庄文明无法认同这套理论，她甚至对家委会的存在本身都觉得荒唐。部分孩子入院时签订的协议由家委会代理，庄文明觉得莫名其妙，“你跟我签，上面就写着，家委会，某某某，可你是谁啊？”

但她也同时承认，“杨永信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很有能力”。家委会有时甚至会代收入院费，没有人敢贪污，不但因为“家委的人本身就认同他”，还在于“杨永信善于控制人心”。

在送儿子进来之前，唐学礼就知道电击的存在。因为他有一个在网戒中心里工作的朋友。他想象中的电击就跟警棍一样，“你不听话，戳一下就听话了”。他觉得这样很好。“你拿电棍戳两下，他就上学了，那不是很好吗？”

但事实和他的想象不太一样。唐学礼从没进过实施电击的13号室，只见过其他孩子在电击前后的表现。“好多小孩做那个就吓哭了，吓得哇哇地哭。”但小唐却是“笑着进笑着出”。他曾问小唐那是什么感觉，小唐说：“不疼，但很难受。”唐学礼因此认为，电击对有些人有用，有些人没用。总体来说，他觉得电击只是辅助工具，“真正起作用的是每天都上心理课，这是最重要的”。

唐学礼还觉得，网戒中心做的是“利国利民、功德无量的事”。至于电击，那只是一把“尚方宝剑”。“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让他怕一个东西，放在那里，不听话的时候，‘啪’一下，他就听话了，它就是管用的。”

小唐现在已经出院，但每晚放学后，还是要去网戒中心待到八九点。唐学礼觉得那边的氛围更好，也有助于小唐“固化一下”。唐学礼就住在临沂，这提供了不少便利。“这是网戒中心的一个特色吧。怎么说呢，孩子出院以后，从病态转为一个正常孩子，他有一个过渡过程。”唐学礼觉得这个环节很好。

唐学礼现在觉得一切都好。孩子不砸东西了，“人也比以前开朗了许多”。他最后一次离开网戒中心时，有几个家长带着孩子在门口哭。因为《未成年保护条例》的修改，国家不再允许类似机构对未成年人进行治疗，这些家长感到绝望，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恐怕没救了。唐学礼也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等成年再治疗，人已经定型了”。

“有些人智商很高，上了很多学，但他成就的事业不大。有些人吧，他学历也不高，大字还不识，但是他成就了很大的事业。”唐学礼问我，“你知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然后自己回答：“差别在于教育方式。网戒中心让你先成人，后成才。”在网戒中心将近两年，唐学礼觉得那里充满了“感恩和爱”。

赵友爱在网戒中心感受最深的是“正能量”。尽管她没能举出任何事例，但这种感受体现在了她使用这个词的频率上。我和她的对话持续了54分钟，她提到6次这个词。

除了“正能量”以外，她记忆最深刻的是上点评课。“《弟子规》啊，《三字经》啊，让你全都在那学。”每天还要自我反省。“哪一天学得好，哪一天学得不好，都要总结。”赵友爱认为，“网戒中心里的这个教育，可以说是一个国学了。”

尽管多数家长都会频繁提及“国学”，但他们对这两个字的认知全部来源于点评课上讲授的《弟子规》与《三字经》（图/小罗）

前几个月，“小康表面上不表现出来，但心里面是不服的”。三四个月以后，她感觉儿子有了明显变化。首先是明辨是非了。在出院后的某次交谈中，小康向母亲坦白：“实际上我心里也很烦，我也不想上瘾，但我就是出不来，我无法自拔。”而在网戒中心里的“时间一长”，他就明白“打游戏是有害的，就没瘾了”。

小康在网戒中心待了接近一年。赵友爱觉得效果不错，她偶尔甚至反思自己：“我的脾气比较急，我一急就发脾气。”她觉得这可能是造成孩子网瘾的主要原因。

她动了感情：“俺多么不容易啊，（杨永信）拯救了俺全家啊，这地方救了我们全家。”她接着由衷地表达了不满，“所以你们那个微博，唉哟，俺就是不懂，你们为什么要写这个啊。”

赵友爱真心地为那些“没改变好”的孩子而哀叹。对赵友爱来说，那些走偏的孩子“也很可惜”，她觉得网戒中心不能倒，在网戒中心的孩子自不必说，对那些已经离开网戒中心的孩子而言，中心让他们保持敬畏，因为“又走偏了，随时还能被送进去，就不敢走偏了”。

她真心地认为小康以前“成了一个魔鬼”，是网戒中心救了她全家。2016年9月，为了能让小康在新学期上学，他们从临沂返回老家。她说小康的状态稳定，他不打游戏，也不打父母了。赵友爱觉得“孩子不但很好，而且比以前还要好了”。

在赵友爱的家乡，把孩子送往临沂的就有六七个。这些家长都是通过相互打听、相互推荐，最后把孩子送到网戒中心的。有些人的孩子已经重新上学，有些已经参加工作。她说：“我就是想澄清，没有电击这件事，也没有惩罚。里头就是充满爱的地方，充满正能量。”

王涛告诉我：“我打赌她一年后不会这么说。”他觉得小康现在还处于“打鸡血的状态”，而网戒中心对亲情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当时我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永远也不会原谅父母，我相信有像我一样想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抛开一切不谈，孩子在家长的面前始终会有恐惧感。本应是家人啊，最亲密无间的关系，竟然会有恐惧夹杂其中，这就是家长想得到的听话的孩子么？”

当然，赵友爱现在的心情很好，她觉得自己轻松又满足。在聊天的最后，说出再见的那一刻，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既像自言自语，又像感慨地说：“还好有这么个地方来救我们啊，没这个地方怎么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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